近代成都菜是现代川菜的催化剂，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特别是从1897年李九如在成都开业聚丰园开始的40年时间里，虽历经辛亥保路运动的风潮和民初军阀争斗引发的成都巷战的动乱，川菜却依然不顾一切地走向繁荣的道路，似乎要急迫地了却七百年来积弱不振的旧债。到了抗战爆发前夕，不超过40万人口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达一千家左右，其他小饭店和小摊小贩多不胜数，出现了烹饪业的空前繁荣，巍然成了中国餐饮业的新兴重镇。
在这之前，清代饮食业的繁荣区域已经从扬州地区转向了广州、上海和天津。清代中前期时，由于雄踞国内水陆贸易之最，扬州集中了天下的食货和最大量、最豪富的盐商，他们奢侈斗富，热中于口舌的新奇感觉。家厨业餐馆业的空前繁荣，大盐商的高档消费， 出现了许多新颖的高档菜肴，所谓“水陆肴珍杂果蔬，珠帘十里醉东风。”带来了淮扬菜名冠九州。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工商贸易中心转向沿海大城，扬州的饮食业衰落了。这时候，广州取代了扬州成为中国饮食业的中心，“硝烟过后再扬名，七十二行势更昌。肉林酒海无昼夜，羊城兴旺永流芳。”，广州称雄一百年以后，到了抗日战争前夕，现代“川菜驰名国内，殆与粤菜分庭抗礼，年来南北都市，川菜馆林立，其兴旺可知。”谁又能想到，当年那些打着赤足，衣衫褴褛涌进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后裔会创造出他们祖先所没有过的辉煌呢？
川菜在清末民初的繁荣，不同于当时广州、天津、上海那样的沿海大城市的饮食业建筑在对外贸易基础上的繁荣，就像《清稗类钞》里说的 “广东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那样，那些城市的烹饪主要靠餐馆的繁荣来拉动的；它也不同于清中期以前淮扬菜的繁荣，扬州的兴盛主要依靠了家厨与皇家官府消费的优势，即所谓“烹饪之技，家庖最胜。” 和“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上司百官司食饮。”，而现代川菜的起飞，实得力于馆厨、家厨、中馈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三方面的作用基本上是均衡的。如（二）所述，现代川菜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是在来自数省移民混合烹饪文化基础上的开花结果。
细对照《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宋元笔记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次川菜中心-成都的餐饮业繁荣很像两宋首都的繁盛。最显著的相似，那就是两宋首都的餐饮业和清末民初成都一样，以大餐馆、酒楼与小饭店、小商贩的均衡分布为特点，尤其是小吃小卖非常发达。《东京梦华录》所载“正店”（就是高档餐馆）凡72家，此外的小饭店“不能遍数”，而且在“筵会假质”条下，记载了许多专业家厨临时为大官人上门服务。《东京梦华录》里小贩卖的小吃占了整本书谈到的菜肴至少三分之二，这些小吃看起来多是百姓家中馈活动中创作出来的。《梦梁录》所载临安的酒肆（高档酒楼）、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各种点心）也大约和汴京时期差不多，只是更多，多得不可胜数（仅“分茶酒店”条就列出菜点243个），它们同样也是小吃为多，同样也有家厨服务的筵会假质。再对比一下清末傅崇榘写的《成都通览》所载成都各种菜肴与风味菜肴达1328种之多，其中小吃就占了数百种。南宋首都临安的饮食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靖康之难以后，大批南渡移民在临安开的各种饭店，这和现代川菜由各省移民所创造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后，和两宋情况类似，现代川菜是在一个远远没有打破闭塞状态的盆地小农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